国务院常务会议日前决定，从2014年1月1日起，将铁路运输和邮政服务业纳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以下简称“营改增”）试点。这不仅会减轻交通运输业总体税负，促进流通行业发展，还将推动全国范围所涉及行业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税收负担进一步降低，使“营改增”这一重大改革的红利持续显现。有关财税专家认为，“营改增”试点在进入深化阶段后，改革的艰难性和复杂性正在加剧，面对来自利益集团的博弈和抗衡，采取成熟一个行业推出一个行业的做法是积极和稳妥的。

“国务院此次决定纳入‘营改增’试点的行业范围较此前的预计有所缩小，过去表述中提到的铁路运输业仍旧未变，但‘邮电通信业’变为了‘邮政服务业’，电信服务业未能如期纳入试点范围。”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胡怡建表示。他认为，从交通运输行业“营改增”全覆盖的角度说，将铁路运输业纳入试点范围有其迫切性和必然性。目前，与铁路运输同属交通运输业的航空、航运和公路运输都已实现了“营改增”，如果将铁路运输业继续置于“营改增”范围之外，不利于同一行业内的税制统一和税负公平。

与平稳推进的铁路运输业和邮政服务业“营改增”相比，此次未被纳入“营改增”试点范围的电信服务业更加引人关注。

胡怡建认为，尽管电信服务业企业规模大，数量少，经营规范，但此次未被纳入“营改增”试点的范围，其中的原因可能来自两个方面：第一，税率设置仍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电信服务业属于垄断行业，其利润率较高，应该设置较高的增值税税率。也有观点认为，电信服务业是现代信息服务业的基础，是建设智慧城市的重要环节，应设置较低税率加以扶持。根据电信服务业企业的测算结果，如果在实施“营改增”后实行11%的增值税税率，其税负有可能不降反升，而且升幅较大。第二，增值电信业务究竟属于哪个行业，仍未明确。目前我国的电信服务业企业包括两类，一类从事基础电信业务，另一类从事增值电信业务，前者是四大通信公司，后者则是在基础电信业务之上产生的衍生服务企业，数量达到2万家以上。二者相比，基础电信企业投入大，但由于处于垄断地位，利润率很高，而增值电信企业竞争性强，利润率低，其发展速度比基础电信企业要快。目前，有关方面对于把增值电信划入电信服务业还是信息技术服务业仍然存在争论，而不同的行业划分会直接导致适用增值税税率的不同。

胡怡建表示，在全国“1+7”行业推开的“营改增”试点取得了令各界都满意的结果，这是因为改革在总体上取得了减税的效果。目前，“营改增”已进入深化改革阶段，其在减税效应方面逐渐显现出了结构性变化，也就是既有减税也有增税，甚至是减的少增的多，改革会触及更多群体的利益，进而造成利益集团的博弈与抗衡。这恰恰反映出了财税改革进入“深水区”后所面临的艰难性和复杂性。

随着“营改增”试点的进一步提速，采取何种措施保障地方可用财力也是财税专家十分关心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吕冰洋表示，目前过渡期采取的“营改增”增值税收入全额划归地方的做法是不能长期执行的。在短期内，尚看不出哪些税种能够成为合适的地方主体税种，那么只有通过中央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来保障地方财力。但是，贸然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也会带来不小的问题。“从理论上说，转移支付容易产生三重效率损失。首先，为了大规模增加转移支付，中央在征税过程中容易造成税收扭曲。其次，中央在实施转移支付的时候容易出现资源错配。最后，地方在使用中央转移支付财力的时候也容易出现资源错配。”吕冰洋表示，“由‘营改增’形成的地方财力短缺问题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必须结合财政体制改革统筹解决。”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认为，目前距离全面完成“营改增”的时间已所剩不多，立法部门应该加快增值税法的法律起草进程，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及早介入“营改增”政策和方案的制定，财税部门也应及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反映“营改增”的实施情况以及遇到的问题。“这样做可以使目前的政策制定与未来的立法提前衔接，从而为立法工作铺平道路，同时促使未来的增值税法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