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日前出席“《财经》(博客,微博)年会2014：预测与战略”会议的多位知名学者指出：这标志着财税改革将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扮演关键角色。

“全会第一次把财政定义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可以理解为，通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可为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并由此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实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表示。

高培勇认为，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财税改革是突破口和主线索。“从财政改革入手规范政府职能，遇到的阻力会比较少。”他举例说，符合市场经济发展方向，可以多拨款支持。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就少拨款，甚至不拨款，以至于这项职能没有办法再继续运转下去。“由此，可以促使政府职能转变。”他说。

在高培勇看来，以税制改革为突破口，将对我国收入分配改革，及中央和地方的税收结构重建有着重要意义。随着营改增的进一步推进，减税的力度越来越大，原来全归地方所有的营业税将会消失，地方税收将会大幅减少。这部分缺口应当由直接税来补充，如房产税、个人所得税的体系建立和完善将起着重要的弥补作用。

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建议，营改增之后，将消费税从原来的生产环节征收向后推移到消费环节，作为地方税主体税种是一种比较可行的办法。征收环节后推之后，所有消费品出厂价就会降低，可以减轻生产者的税负；同时，因为征收环节不在生产环节，地方政府投资建厂的积极性就会减低，而增加居民收入促进消费的积极性会提高。此外，消费税在零售环节征收，可以实行价外税，既增强对商家缴税的制约力度，也增强居民纳税意识。许善达测算，消费税加上车购税一共1万多亿，基本上可以对冲营改增以后地方减少的收入，可以作为地方税的主体税种。

“如果这次财税改革做得好，其意义和对我国财税体制的影响将不亚于1994年的改革。”许善达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提出，财税改革应该先分事权后分财权，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应压缩政府层级，在调整行政区划基础上重新划分事权，进而配备财权和财力。建议增加地方政府自主税源和主体税，比如房产税，可以考虑让地方自己定税率。

魏加宁还表示，财政转移支付除纵向外，还应该再建立横向的转移支付。横向转移支付分两种，一是沿海发达地区给西部贫困地区，二是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横向转移支付，如生态补偿机制等。此外，还应逐步允许地方政府发债，但融资平台要规范化。